我们目前城投债发债主体有483个，经营现金净流量为负的主体占比为33%。
在日本的大街上、地铁里，看到的上班族都是西装革履，日本人喜欢穿西装是一种自律的文化要求。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乱扔垃圾和随地吐痰的现象，也没有如美国纽约地铁乱写乱画的问题。
通过在日本的访问、考察、接触和了解，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对日本发展的看法和评价不能简单地被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表象所掩盖，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深陷泥潭，相反日本经济运行总体还比较平稳，经济社会发展都进入到有序运行的轨道，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精细化的程度。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坚持住房民生+消费的基本属性和发展定位，限制住房的资本属性和投资需求，防止和消除房地产市场泡沫，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有人把这次泡沫经济破裂称为二战后日本的又一次战败。这首先与日本的教育水平高有很大关系。日本人的鞠躬世界闻名，商场、宾馆、饭店总可以看到服务人员对客人鞠躬致谢。
其专利发明集中在电子、机械、精细化工、纳米新材料、能源与环保等高科技行业。人们不管是从事哪行哪业，工资收入差别不大，而且非常透明，没有工资外的灰色收入。一个国家不会只有一个由资本\人力密度比所决定的最优比较优势行业，而是有无数个行业，每个行业中有无数个企业。
游戏规则可能被建立起来并出现寻租路径锁定，错误经年难改，僵尸企业横行。在许多欠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被管制，存款利率过低，压低储蓄意愿，而被征集的资金以过低的价格配置给受到保护的企业（往往是国企），鼓励了后者失败率畸高的冒险，而民间经济即使拥有更好、更多的发展机会也因为得不到外源融资的支持而被浪费。第三，国营企业或者政府支持的私人企业对资源的汲取与浪费造成许多发展机会难以得到资源动员能力的支持，导致这些受到保护的行业采取高效技术的速度极为缓慢。拉丁美洲诸国没有能力管理其债务、货币与银行体系，以至于周期性遭遇恶性通货膨胀。
试错几乎是唯一的计算手段。林毅夫教授是第一位登上马歇尔讲座讲坛的华人学者，其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包含了愈20年的苦心探索，得到了包括诺奖得主斯宾塞、斯蒂格利茨、福格尔、阿克劳夫、谢林、赫克曼、菲尔普斯等人在内众多经济学者的赞誉。
但是，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数词，而是一个复数词。政府滥权与无能之罪，社会却承担贫困匮乏之罚，思之令人长太息。发展机会的实现有两种方式，一为内源式发展，二为外源式发展。发展机会和经济主体的利益通过那种方式联系起来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机会的识别与实现。
反观中国，后发优势之下具备充沛的发展机会，客观上要求大量的有效投资来固化这些发展机会，近年来经济产出中配置于资本形成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0%以上。发展机会的实现往往涉及到以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来固化所尝试的新技术、新生产方式。这种落差可以称为后发优势，它事实上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最为丰沛的来源，毕竟，模仿性创新比自主创新要容易得多。第五，私人产权得不到保护也打击了私人尝试的积极性，司法不公、政府对私人产权的任意剥夺、税收与监管规则的随意变化等都会大幅降低可预测性，这种环境中许多发展机会难以被识别与利用。
不确定性意味着难以对未来进行概率计算，尤其是涉及到产业升级之时，本质上行为人面临的是对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估算问题。如果错了，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认错出场，资源撤出这个方向的配置。
这一解释框架中的逻辑漏洞，除了我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论及的对政府公正、利他假设的依赖之外，更重要的是没有意识到政府发挥的因势利导作用往往是发展的障碍而不是动力。除了制度与政策造成的扭曲之外，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宏观管理的失败。
这个过程之中，林毅夫教授深恶痛绝的、对比较劣势行业的保护必然会发展起来。而外源式发展则是指，当发展机会所要求的投入超出自己的内部资源能力时，依靠借贷，借得额外的资源（以动员社会资源的权力——货币——为典型体现），从而实现发展机会。所谓的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一的加总值可以送到政府面前据以决定那些行业应该鼓励，那些不应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权力对其心仪项目、企业、行业、潮流的介入与监管，往往不能加快发展，反而是经济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这方面，政府的无能也能够实质性地损害一个国家实现发展潜力的能力。在汪洋大海般的市场中，这些行业、企业可以选择自身的资源配置方案，即使面临该国特定的要素禀赋约束，仍旧享有相当大的决策自由度，通过使用不同的劳动力与资本组合、不同的技术与流程来追求自己个别化的、动态演进的比较优势。
是什么阻碍了欠发达国家取得似乎手到擒来的成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制度与政策导致的扭曲。在每个行业中、在每个企业面前，哪些机会是应该去冒险尝试的、哪些不应该，所涉及到的选择有无限多方案与组合，所涉及到的决定成功与失败的碎片化知识只有当事人本人能够掌握。
这种重新设定有可能包括从具体而微的流程改进到重大的技术变革在内的无限多的类型。更加重要的是，探索未来成功机会涉及到极大的不确定性。
一个不能提供稳定、收敛要素价格的经济体，将使相关行为人无法判断发展机会的利润与风险大小，从而阻碍它的实现。对追求利润者而言，采用新技术挣取利润与取得行政保护获取利润并无区别。
前者指行为人逐步积累自己的经济资源，并在资源的约束范围内进行投资，以利用被识别到的发展机会。而在这些扭曲的保护之下，旧生产方式得以残存，降低了本可取得的经济成长业绩。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总结上述13个成功赶超案例中总结的五个经验中，第一个就是实施外向型政策，这并不令人意外。垄断性的国企与受到保护的私人企业扭曲了价格体系，一些本来有利可图的机会被征收了垄断性租值之后变得不再可行。
第二，政府管制剥夺了民间经济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如果对了，一个行业就发展起来，吸附更多的资源，资源就按照事后证明的比较优势进行了调动与配置。
中国既有许多制鞋厂，也有很多高端设备制造、生物医药这样的高资本密度公司。有两个概念应予区分：发展机会与利润机会。
必须说明的是，宏观管理的失败往往与制度与政策扭曲密不可分，甚至往往就是前者的直接后果。首先，内向型经济政策及其配套的汇率高估，通过打击劳动密集型行业、农业与出口行业，鼓励了比较劣势行业的发展。
换言之，林毅夫教授承认并强调了市场应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但指出市场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协调解决这些问题，遵循增长识别与协调六步骤，引导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的发展，取得最快的升级换代与经济增速。每个存活下来的企业都有自己特异独立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过是所有这些企业、行业的比较优势的加总。然而，现实中，欠发达经济体取得的成功却很少。如果商场上模仿可视为赞赏，那么争论就是学术上的致敬。
进入专题： 新结构经济学 。发展机会往往体现为利润机会，但利润机会并不一定都是发展机会。
相比较于政府而言，企业才是探索自身最佳比较优势组合、推动最佳产业升级路线的合适主体。如果不存在制度与政策制造的扭曲，生存下来的企业自然是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每个瞬间的经济也是当时所能够达到的最佳比较优势状态。
两种方式的运行机制有所不同，而后者涉及的因素要复杂得多。第三步，对发展机会的实现涉及到重新配置社会资源。